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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人媒体评论员:在华人教会普遍温和、谨慎、避免争议的文化氛围中,五年前郑立新牧师与他创立的“吹号者事工”显得格外突兀,也格外必要。他敢于直面文化与政治冲突的深层结构,敢于指出信仰在当代社会中的真实困境,更敢于呼吁信徒承担公共责任,而不是把信仰锁进私人属灵角落。这样的声音本来在华人世界极为稀缺,但时代正在证明,这种声音反而最具先见、最具有建设力。

美国现政府对于基督教文化的重新肯定便是其例证。今年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,美国政治文化出现了罕见的反转——公共信仰不再被视为“不可触碰的禁区”,而是被重新视为维系国家道德中心的关键因素。而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·赫格塞斯(Christopher C. Hergerthes)在五角大楼公开举手带领祷告,让军官与文职官员在国家军事权力的核心地带高举耶稣的名。五角大楼不是教堂,而是美国战略与军事指挥中心,这种场景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文化方向正在重新定调。而更具历史意义的是, 2025 年 9 月 8 日于华盛顿 Museum of the Bible 的演讲中,特朗普总统再次公开宣告:“我们是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,并将永远如此。”这句话在当代美国政治文化中不是一句普通声明,而是一种价值取向的公开重申,是对过去十多年信仰被迫退出公共空间的反击。

吹号者郑立新牧师是变革的推动者 Driving force for change.
 

而郑立新“吹号者事工”长久以来所强调的“信仰必须回到公共生命的中心”,正与这种国家层面的文化回流形成深刻的呼应。郑立新牧师的锋芒,不在于他敢说,而在于他敢指出谁不敢说。他所批评的并非社会,而是教会对时代的沉默。他长期指出:如果基督徒继续把信仰局限在个人灵修与教会活动中,而缺乏文化分析与公共责任,那么下一代将不可避免地被主流教育体系、社交媒体与世俗文化塑造。家庭若不主动,文化必然主动;教会若沉默,价值必然被别人定义。这些话刺耳,却准确点出华人教会长期的盲区。

五角大楼的祷告与圣经博物馆的公开宣告之所以引发巨大社会反响,是因为它们打破了过去政治正确所设下的禁忌。支持者认为,美国本来就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赖与圣经价值之上,若没有信仰的根基,社会秩序无法维系,家庭结构将继续崩塌,社会也难以抵挡价值观混乱带来的冲击。而批评者则大声指责政府“宗教干政”,宣称这种公开祷告会加剧社会对立,甚至有媒体试图淡化事件本身的重要性。然而,争议越激烈,越说明一个事实:美国正在争夺其文化灵魂,而这场争夺绝不会在沉默中获胜。

吹号者事工的意义就在于此。它不是制造宗教情绪,而是重建一种公共信仰的语言,使基督徒能够理解当代文化的脉络,能够在家庭中重新建立信仰传承,也能够在公共领域以成熟、有理性的方式发声。郑立新牧师提出的是一套系统性的文化再建工程:从父母到教会,从教育到价值,从私人信仰到公共责任。他不断提醒:信仰若不具备公共性,就无法影响社会;信仰若只停留在周日,就无法塑造下一代;信仰若没有进入文化核心,就只能被时代潮水淹没。

五角大楼的祷告,以及特朗普总统在圣经博物馆公开宣告“我们是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,并将永远如此”,正是时代对吹号者事工理念的现实回应。它们显示出信仰不仅没有退出国家舞台,反而在长期文化真空之后重新被视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根基。对于华人教会而言,这是一记清醒的警钟。沉默并非中立,而是退出战场;避免争议并非智慧,而是放弃责任;若不主动装备自己,下一代必然在价值冲突中迷失。

在这一意义上,郑立新牧师不是时代的讲评者,而是时代的推动者。他所推动的不是一种宗教情绪的高涨,而是一种文化基础的重新建构,是一种价值重塑的长期工程,是一种抵抗文化洪流的主动姿态。当国家层面开始重新谈论“在上帝之下”,当信仰再次进入公共中心,吹号者事工所发出的号角声,也成为这一时代性转向的前奏与注脚。

郑立新牧师所做的,正是让基督徒在文化战场上不再缺席,而在这场文明的重构中,一个吹号者,往往比一千个沉默者更有意义。